淄博档案里的抗战记忆｜李培南：从长征到抗大，再到淄博的革命足迹

编者按：今年是中国(zhōngguó)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。在这个特殊的时间(shíjiān)节点，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联合淄博市档案馆特别(tèbié)策划推出“淄博档案里的抗战(kàngzhàn)记忆”专栏，以历史档案为经纬，重织鲁中大地永不褪色的红色记忆。

每件档案都是永不磨灭的(de)精神坐标，每次解读都是对抗战精神的时代叩问。本专栏(zhuānlán)将依托馆藏及最新征集的珍贵抗战档案，系统(xìtǒng)梳理文献、实物、图片、音像等多样化原始史料，深入挖掘抗日战争期间发生(fāshēng)的感人故事、英雄事迹以及普通民众的抗争经历。

即日起(jírìqǐ)，让我们共同走进这座(zhèzuò)用档案构筑的历史长廊，在发黄的纸页间触摸民族脊梁的温度，汲取前行的力量。

李培南：从长征到(dào)抗大，再到淄博的革命足迹

档案人物：李培南，1905年6月出生于江苏(jiāngsū)邳县一个(yígè)贫苦农民家庭。1927年，加入中国共产党。中国共产党久经考验的老党员、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、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、党和军队优秀的党务工作(dǎngwùgōngzuò)和政治(zhèngzhì)工作领导干部、老一辈(lǎoyībèi)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家，原上海市第七、八届(bājiè)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，1993年在上海逝世，享年88岁。

档案内容(nèiróng)：1940年夏在(zài)抗大一分校干部大会上的讲话手稿、1944年4月出版的党刊《斗争生活》、1945年2月《关于三个月来的时事学习与干部领导的基本总结(zǒngjié)》手稿以(yǐ)及以长征经历为主的回忆录《铁流二万五千里》。

密密麻麻的小楷，泛黄的纸张……今年4月底，李培南(lǐpéinán)之女李小苏捐赠了大量其父在山东时期，特别是(shì)在淄博和(hé)鲁中地区工作期间留下的文件和手稿(shǒugǎo)。这些档案以手稿、打印文件及期刊杂志的形式保存下来，每一份都是对特定历史(lìshǐ)时期的直接记录，为研究者提供了第一手的历史见证。

穿越山川河流(héliú)的长征记忆

1934年，中央红军踏上了举世闻名的(de)长征之路。作为一名年轻的共产主义战士，李培南(lǐpéinán)毫不犹豫地踏上了这条充满未知和(hé)危险(wēixiǎn)的道路。其回忆录《铁流二万五千里》不仅记录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，更以亲历者的视角，展现了红军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坚持斗争的真实(zhēnshí)面貌。书中不仅有战事、行军和政治工作的详细(xiángxì)记载，还有他亲身经历(qīnshēnjīnglì)的地理环境、民族风情和风土人情，成为研究长征历史的重要档案资料。

李培南同志像

“自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中(zhōng)红军进入贵州以来，三个(sāngè)多月的时间里，都是在黔北和川黔边区活动。除了(chúle)行军作战外，最令我难忘的是贵州俗谚所说的‘天无三日晴，地无三里平，人无三分银’。”李培南回忆录中的这些文字，不仅是对贵州自然条件的真实描绘，也从侧面反映(fǎnyìng)出红军在艰难(jiānnán)环境下所展现出的顽强意志。

在进入藏区阿坝地区时，李培南记录下(xià)了(le)红军首次穿越草地的艰苦历程：“草地是个什么样子？当时谁也说不清。现在要过单地，也只是听当地藏民的一些口述。说什么到处是水草，走几天一路(yīlù)也见不到人烟(rényān)，而且天气多变，一天之内，时而(shíér)晴天，时而骤雨，时而冰雹满地。”不仅如此，他清楚记得：“我军还是很注意当地的风俗，很注意遵守(zūnshǒu)群众纪律，吃(chī)了群众的粮，烧了群众的柴草，都要留下条子和现款，要给藏民以良好的影响。”

抗大(dà)山东六年历经百余战役淬炼

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，简称抗大一分校，于1938年12月(yuè)在陕北延长县成立。1939年11月初(yuèchū)，中央军委(zhōngyāngjūnwěi)和八路军总部决定将抗大一分校东迁至山东抗日根据地办学，并任命周纯全为校长，韦国清为副校长兼(jiān)训练部部长，李培南为政委兼政治部主任。

1940年夏在抗大一分校干部大会上的讲话手稿

据李培南回忆录记载，朱德总司令在武乡王家峪接见周纯全、韦国清及自己时，深刻阐述了抗大一分校东迁山东(shāndōng)(shāndōng)的重要意义与目标：“一方面，山东地大物博，人多枪多，自古有齐鲁多英雄豪杰的佳话，历来是(shì)兵家必争的古战场，也是我党我军坚持抗战(kàngzhàn)必争的一个重要战略基地。另一方面是山东党的基础好(hǎo)，抗战爆发(bàofā)后，在党的领导下，地方武装力量发展很快，因此带来的最大困难是缺乏干部(gànbù)，缺乏子弹，广大的新干部迫切需要进行训练和提高。”

在敌后办学的7年间，抗大一分校累计培训了(le)约20000名干部，其中70%是军队(jūnduì)的军事、政工干部(zhènggōnggànbù)；30%为各条战线(gètiáozhànxiàn)的党务、政权、群运干部。特别是在山东的6年时间里，学校及其学员(xuéyuán)或配合主力或单独作战，参加了大小战斗百次以上，作出了一定的贡献，终于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。

烈火与热血(rèxuè)铸就的牺牲

以长征经历为主的回忆录《铁流二万五千里》

1941年冬，日伪军集中五万余兵力，历时50天，在纵横约140里的沂蒙山区展开大规模“扫荡”。抗大一分校自然(zìrán)成为敌人“扫荡”的重点区域(qūyù)。面对敌人的疯狂(fēngkuáng)进攻，抗大一分校按照反“扫荡”部署，迅速分散(fēnsǎn)到蒙山地区活动。

当敌人突袭驻马牧池的山东纵队领导机关时，我军(wǒjūn)坚守在蒙山(méngshān)内线的三大队和蒙山支队率先与其遭遇。根据上级指示，我们迅速将部队编成多个小队，边战边突，开展灵活机动的反(fǎn)“合围”作战，多次成功跳出(tiàochū)敌人的包围圈。

这些英勇事迹，很多都被李培南在其回忆录中一一记录下来(jìlùxiàlái)，成为珍贵的历史档案(lìshǐdàngàn)。

“在突围过程中，我校三大队得知山东纵队黎玉政委负伤的消息后，立即派出区(qū)队长王增才带领两个班前往(qiánwǎng)营救。班长马兴林协助警卫人员，将黎政委背出危险地带一、二里，确保了其(qí)安全脱险。”

“在摩天岭一带活动的二大队一个连与敌遭遇，展开了激烈战斗。正副(zhèngfù)队长先后重伤，政治指导员陈田心临危受命，继续指挥作战，身负(shēnfù)多处伤仍(réng)坚持到最后，终因弹尽援绝壮烈牺牲。”

“年仅19岁的(de)政治教员唐国琼（归国华侨）也(yě)(yě)在突围中不幸(bùxìng)被俘。面对穷凶极恶的敌人，他被活活用火烧死。即便在熊熊烈火中，他也始终高呼：‘打倒日本法西斯！’‘中国共产党万岁！’直至献出年轻的生命。”

“此外，二大队政治委员(zhèngzhìwěiyuán)刘惠东也在战斗间隙单枪匹马寻找校首长汇报情况，返回途中遭遇敌人包围。他在最后一刻选择用最后一颗(yīkē)子弹自戕殉国(xùnguó)，用生命捍卫了革命者的尊严。”

这些英勇牺牲的战友，是抗大(kàngdà)精神的真实写照，他们的事迹不仅铭刻在历史中，更深深印在(yìnzài)亲历者李培南的记忆里，成为抗战档案中不可磨灭的一部分(yībùfèn)。

1946年解放博山后，李培南政委与王建安司令和徐化鲁合影（从右到左）

1948年(nián)3月，淄博全境解放。同年8月8日，中共(zhōnggòng)淄博特委、淄博特区专员公署(zhuānyuángōngshǔ)在博山四十亩地第三次成立，隶属鲁中南区党委和行署领导，李培南任书记。1949年2月，李培南离开淄博。

《在博山(bóshān)各界庆祝济南(jǐnán)解放大会(dàhuì)上的讲话(jiǎnghuà)》《周村概况》《李副政委在职工工作委员会议上的总结发言》《淄博情况》……从李培南当时在淄博的这些手稿，可以看出他以其丰富的经验和卓越(zhuóyuè)的能力，带领当地军民共同奋斗的时光(shíguāng)。这段经历不仅加深了李培南与淄博这片土地的深厚情谊，也见证了他在不同历史阶段为中国革命作出的巨大贡献。

（大众新闻·鲁中(lǔzhōng)晨报记者马斌）